3月31日，“2021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四川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和稻城皮洛遗址双双入选。

纵观全国，四川并非第一梯队的考古强省。在历届“十大”中，河南以49项遥遥领先，陕西紧随其后。2021年度的“十大”评选，四川为何占得两席？业内人士表示，“双黄蛋”的背后，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高度重视。正是在此背景下，我省考古工作得以扎实推进，在古蜀文明、巴文化考古、城市考古甚至旧石器考古领域频有斩获。

　站高谋远

　　规划四川文物保护利用路线图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2019年4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要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利用传承，加强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传播，切实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巴蜀因子的生命力影响力。同时，还提出了系列重点任务——

实施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开展巴文化遗址研究保护与展示、推进三星堆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建设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以及大力推动考古工作。在考古领域，又明确提出了要开展长江上游古人类研究，建立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对金沙遗址、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等进行全面调查与重点发掘，支持开展川西高原、六江流域等以考古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对罗家坝、城坝遗址等进行勘探、发掘，加强东华门等都市重要遗址考古研究等工作。

“正是有了一系列的顶层设计，四川考古得以高位推进。”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介绍。

尤其对古蜀文明的探索，开始以工程的方式稳步推进。2019年5月，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联合印发《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制定了2025年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体系、古蜀文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等发展目标。其中，“加快推进古蜀文明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被写进方案。

古蜀文明保护传承究竟有无价值？工程又该如何推进？省委宣传部、省文物局为此广邀专家学者献言献策。这份实施方案，提出了建立古蜀文明学术研究体系、加大考古调查与发掘研究工作力度、加强重要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利用、提升博物馆古蜀文明阐释和展示水平等8项主要任务，严格确保了正确的方向和实施的可操作性。

课题预设

　　老遗址新领域均取得重大突破

古蜀文明的保护和传承，三星堆成为重要支点。按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制定的三星堆考古发掘三年行动计划，三星堆调查发掘再度展开。

学术界认为，如果三星堆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准确评估三星堆遗址文化价值并且合理阐释是考古工作的主要任务。这些考古工作，要深入研究三星堆的聚落形态、金石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礼仪活动等文明要素的基本形态，为申遗提供“突出普遍价值”的学术支撑，考古工作便需要从不同角度展开。

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三星堆祭祀区发掘执行领队冉宏林介绍，既要对三星堆遗址不同区域全面勘探，以便准确了解宫殿区、祭祀区等不同区域的分布范围和年代等，也要对三星堆祭祀遗存、高等级建筑遗迹等进行重点发掘，以准确评价古蜀国的政治组织、经济构成等情况。此外，还要在三星堆遗址周边区域开展系统考古调查和勘探发掘，以进一步弄清三星堆遗址群的聚落形态、结构及其与三星堆遗址的关系，勾勒出三星堆文化起源发展的整体背景。

在此思路下，考古人员在包括仁胜村、燕家院子等5个地方同时开展勘探，最终新发现6座祭祀坑。

2020年10月，三星堆祭祀区重启发掘。“我们希望通过更多新的材料来判断不同器物坑的大致年代，推测这些坑究竟是祭祀还是国家遭遇变故所为，解决当年发掘留下的种种三星堆之谜。”冉宏林表示。

“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新理念贯穿三星堆祭祀区发掘始终。2021年5月，三星堆和全国20多家科研单位集中签约，课题方向包括环境考古、科技测年、象牙DNA测定、象牙与贝壳来源研究、青铜器科学研究、冶金考古等多个方面，目前，关于测年以及象牙DNA测定等课题已有相应成果。三星堆，这处1986年起就持续发掘的老遗址，取得了新成果。

对旧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同样体现了主动作为。几年前，四川因考古人手严重不足，几乎没有涉足旧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后来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引入旧石器考古专业人才郑喆轩，结果变配合基建调查的“被动”为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的“主动”，一举发现了皮洛遗址。截至目前，四川已在甘孜、阿坝、凉山以及成都平原发现100多处旧石器遗址，填补了这些地区此前无明确旧石器文化遗存的研究空白，为深入了解四川境内旧石器时代文化面貌提供了全新资料。

全面推进

　　基础性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三星堆、皮洛遗址等四川考古项目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中脱颖而出并非偶然。近年来，四川在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以外，还积极开展考古资源调查，实施六江流域、川西高原、成都平原等区域性考古调查，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蜀道等文化线路综合调查以及旧石器、宋（蒙）元山城等各时期重要遗存专项考古调查，初步摸清了四川地下考古资源状况。

回看过去五年，四川考古亮点频出——

2016年至2021年，针对岷江彭山段频频出水银锭等文物，结合张献忠千船沉银的传说，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展开了4次考古发掘，出水各类珍贵文物63000余件，实证了张献忠江口沉银并非传说，为明末战争史研究寻找到大量珍贵的材料，为彭山地方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文物资源。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被评为2017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巴文化的发掘与探索工作再获突破。2019年至2020年，宣汉罗家坝遗址东周墓地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精美青铜器以及龟甲、鹿角等与占卜、巫术相关的文物，而战国时期的龟甲，在四川地区还是首次发现。此次发掘成果，是四川地区近年来先秦时期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集中展示了战国早期至秦汉时期川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发展序列，为进一步研究东周时期巴国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实物资料。2021年，宣汉罗家坝遗址入围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

对巴蜀地区文明进程的研究，也正式推进。记者了解到，《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项目已获国家文物局批准，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未来将持续推进城坝遗址、罗家坝遗址、彭城坝遗址等考古发掘及资料整理工作。与此同时，四川基建考古也不断加强课题意识，精细化和规范化程度日益提高。凉山会理猴子洞遗址、广汉联合遗址、成都双元村东周墓地等频有重大考古成果发现……

“近几年来，成都的城市考古已走在了全国前列，四川考古也从早年的中下游跃居上游。”5年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曾如此点赞。5年以后，四川考古交出了一张更加亮丽的答卷。

新闻多一点

　　在三星堆和皮洛双子星之外，四川近年考古成果有目共睹——

　　成都发现长江上游最早水稻田

2021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宣布在新津宝墩遗址发现了成都平原最早的水稻田遗迹。这处稻田遗迹约600平方米，考古人员从生物指标上检测出该区域地层中有大量水稻植硅体分布。这也是长江上游首次发现4500年前的水稻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工作站副站长唐淼认为，宝墩遗址的最新发现勾勒了一幅“岷江水润、茂林修竹、美田弥望、蜀风雅韵”的天府田园画卷，对了解长江上游史前人类生活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成都发现6000多座墓葬

　　串起半部四川通史

2015年起，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历时5年，在成都新川创新科技园发现了6000多座墓葬，这批墓葬延续2000多年，从战国到秦代，到两汉六朝，再到唐宋时期，最后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墓葬的类型包括崖墓、砖室墓等多种。墓葬出土了大量文物，刻有“郫”字的战国青铜戈、西汉时期带外文字母的“龙纹铅饼”、新莽时期错金“一刀平五千”钱币、东汉时期画像石棺、极可能是海外进口的玻璃项链……串起了一个埋于地下的半部“四川通史”。尤其是“郫”字青铜戈，是成都郫县（今郫都区）2000多年前设置郡县的最早实物资料，其考古意义不下于此前在蒲江等地出土的“成都”矛。

这次考古成果填补了成都平原东南缘新石器文化分布空白，完善了成都平原战国秦汉考古学文化序列，构建起蜀汉两晋南朝的“六朝墓葬”考古学文化序列，丰富了四川地区唐宋墓葬类型，增添了明代早期品官墓资料，为探索成都平原崖墓演变、汉晋广都城聚落、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古代四川社会变迁等重要课题提供了蔚为大观的实物资料与历史信息。

广汉发现3000多年前的“龙凤呈祥”

就在公众的目光聚焦于三星堆祭祀坑时，距三星堆遗址大约8公里的广汉联合遗址，两年前也有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此发现了距今约5000年至明清时期持续不断的文化遗存，出土了大量的陶石器、铜钱等文物，其中一件陶猪曾经爆红网络。这处遗址其实还有一件更具学术价值的文物——距今约3200年的龙凤纹陶盖。陶盖上的龙凤组合纹饰，是目前国内出现龙凤组合的最早文物之一，与妇好墓出土的龙凤组合玉器年代相近。龙凤平面分布的格局以及雕刻龙围绕凤的纹饰组合，这件陶盖堪称最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条龙的龙角、龙须、龙爪俱全，造型已经非常接近中华文明中龙在成熟阶段的形象，它和凤搭配的图案，清晰诠释了中华文明中“龙凤呈祥”的寓意及源远流长的历史。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自三星堆1986年发现祭祀坑以来，人们通过这些造型奇特的青铜器，对三星堆作为古蜀国都城有了大概的了解。然而古蜀国都城周边地区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由于此前只有零星的发现，对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充分。此次新发现的广汉联合遗址，提供了三星堆之外从距今5000年前至距今3200年前最完整的一个文化序列标本，对了解古蜀时期三星堆都城周边区域聚落形态，具有重要意义。